我没有考虑,是不是要把我的方法改一改,因为这些是你本身骨子里的东西,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去做。事后总结,说就因为你不行贿,别人都不相信,当时,我不认为不行贿是我独有的,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
一些商业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会有行贿,但这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一种堂皇而之的东西。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诧异。当时一些开发商和政府官员,直接称兄道弟,吃饭吃鲍鱼那种,我都懒于应付这种,我超级不喜欢这些东西,你让我干这个然后我拿了一块地,我不屑于做这个。我宁肯栽在买地上。那咱之后比产品、比专业,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成功了。
要说家庭背景,我父亲是红军,我也是红二代啊,我(当时)岳父是省委副书记。但我要是真靠这个背景做,我有今天么?
一旦你确定了要做企业家,显然就会把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这些企业的成功作为标杆。不仅仅是你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提供好的服务,也对这个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起到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作为万科,虽然偶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我心中的那种目标远远没有达到。而且还是在打基础阶段。
(六)
哈佛学生王石,最初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听课,也不是周末考试,而是晚饭后的公寓作业。波士顿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的暖气不足,王石写作业前,先烧好开水,泡壶咖啡,暖身提神。
为了弄懂英文课堂笔记,王同学不免经常熬个通宵,次日一早,洗把冷水脸,热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半个西柚,三分钟早餐,背上书包,去上课。
在很多人看来,王石这是何苦?放弃舒适的董事长生活,开始寒窗苦读,生活上做着减法,但王石看重的,是精神上做了加法。王石说:“对我来讲,恰好是我成功了,我有时间,我有机会,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恰好是倒过来的,而不是说是因为我不成功,我搏一下。”
留学梦,到了60岁才真正开始。去学校学习,完全是因为我知识不够,尤其是现代企业方面。因为你到了学校去当老师讲课,讲的是现代企业制度,而它的逻辑就是西方的,对你来讲需要把案例从管理学的逻辑上好好梳理一下,所以首先你不是去当老师,而是要先去当学生,去学习。
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了解吗?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需要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哲学、宗教,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
因为我没有这个学历,这是我要补课的。我到哈佛选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课程,而真正到了三年级、四年级才是去学如何去做的问题。
我比较擅长的是反思、反省,我的反省能力是足够的。他们说功成名就就够了,我会说什么叫功成名就?到底功成名就的标准是什么?你反省会发现,是这个大时代造就了你,你是比较有运气而已,但你真的与你的地位相称么?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已经是国际化了,国际化未必你一定是业务做到国际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的一部分了,免不了你的思维方式、交流、也一定得是国际的,可如果你不能直接用语言去沟通,与对方互相了解,这个效率就是大打折扣的。李嘉诚不懂英语,人家也在全世界投资非常成功。可我的逻辑来看,就觉得这个很不爽,我就会很想改变,就要过语言关。
第二点,你到西方学习,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实际上你发现语言的能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但你真的试图用他的语言来了解他的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哈佛读书期间,王石经历很多,有趣的比如校园集体裸奔,危险的比如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而现在回忆起来,他似乎对另一件事儿更津津乐道——“占领华尔街”。
整个运动到最后发现,美国是讲民主,但是他公权就是公权,讲民主绝对不是你看着的自由,最后官方怎么来清除华尔街1%占领行动?我只要到纽约都到那儿去看看,因为我对这个感兴趣。最后以公共卫生为由,一夜之间全清光,清光了怎么办?
清光之后我又去了,还是那个三角地,当然还是公共的,你不能说一封闭谁都不准去,他不是就禁止了,他用临时的围栅栏,围的跟迷宫似的,你想进去很不好进去。拐来拐去,像个八卦图,但是没有不让你进。
你带标语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带帐篷、睡袋和扩音器。此外,不准商业运营,商业运营什么?很多人得吃喝,吃喝还不准送,比如说志愿送,你不能一罐可乐一罐可乐的送吧,你总是一箱一箱送,成箱送不行,这有商业经营嫌疑。
我就发现西方,中国且学呢,不但学习怎么民主,还得学习怎么对待民主。
在美国学习期间,王石同学与各种老师聊各种话题,其中一类,是社会和政治类,比如他会到与哈佛大学隔河相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托尼·赛奇教授聊天,“谈得很投机”,谈文革,谈改革和“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工商界的企业家没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你这个阶层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柳传志前段儿在那儿说在商言商,引起了大家以及媒体议论和反弹。
应该说在商言商是我曾经的口头禅,中国1949年之后基本就是泛政治化,什么东西都要和政治挂上钩,工农兵学商,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登峰造极,全部谈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