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所做的别人不理解,你却硬要往上面凑,那叫鲁莽。对于年轻人,要更有耐心:为什么他不理解你呢?为什么不但不理解你还要反对你呢?除了你公共关系失败之外,你还要知道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你要意识到,并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反思。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的背后就是同情弱者原则。从这个角度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就理解了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你万科,你王石,是弱者呢还是强着呢?很简单,你是强者,但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地位那就是你的问题。比如说从利益冲突来看政府关系,在消费者砸你售楼处的时候,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当然你是强者了,消费者是弱者。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你就试图梳理,那中国的传统里,中国的企业精神是什么?中国的企业精神就是同情弱者,“情理情理”,“情”是在前面的。所以我回去看以前看的书,人家书里讲得很清楚了。
这其实是个文化的问题,而你却钻牛角尖把它钻成了政治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豁然开朗了。你会觉得,首先还是修炼不够啊,要学习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就去西方学习了。
所以,这样大背景下的2008年,对我个人、对万科都非常的关键。真是悟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原来很多情况下我洁身自好,比如不行贿,可你发现光洁身自好是不行的,因为你王石的言行,你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万科对行业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必须要有社会担当,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不是顾忌,更多感到一份责任,得有点担当。你必须和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共进退,而不是你跟别人讲我就是这样,就是洁身自好,你们企业这样做,我不这样做。
如果说我和一般企业家有什么不同的,那就是我有自省能力。
我越发觉得,中国目前这个转型期更多不是需要勇气,不是需要什么新的见解,不是需要更多新观点,而是更多的需要智慧。
我到底要什么?
(四)
3月30日,晚7点,王石和冯仑坐在北大东门附近的英杰报告馆,与周其仁教授一起,对谈。
周其仁教授是个名人,早年游学美国,一肚子学问,说话还幽默,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他当着王石和冯仑的面,对着台下近千名观众这样说:“今天来听王石讲座的都是很正确的。你得看看这个人,他讲什么不重要,他不讲也可以,因为他的故事摆在这里。你见精神能量大的企业家,你靠近他会受到感染会受到鼓舞。”
今年3月,王石推出第二本自传《大道当然(2000-2013)》,记录着他过去13年里面临的“放下与坚持的选择”,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能容纳近千人的会馆,客满,两侧过道也站满了人,一些人拿着王石和冯仑的书,跃跃欲试。
十年前,王石出过一本自传,记录自己与万科的最初20年,该书定名为《道路与梦想》,显然受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经典之作《光荣与梦想》的影响。
在《道路与梦想》里,能看到文艺青年王石的影子,他在描写1978年初到深圳的情景,很有画面感:“施工空闲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从1988年万科改造成股份公司,王石一直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48岁的王石,终于决定,辞去总经理一职。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王石深思熟虑的决定。
20世纪80年代创立企业时,我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间新型公司……对于如何开拓业务和建立新型企业制度,我的大脑每天都充满了想法和激情,公司的管理层跟不上我的思路,但另一方面我又时时感到自己半路出家的压力。毕竟没有受过工商管理的专业训练,我一直很想有深造的机会。当时没什么危机感,毕竟80年代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面都不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到了1992年之后,经商下海一族的文化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刊注: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92派企业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权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有危机感——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构思的周期要长达半年时间。怎么了?我不得不反省自己。
吴晓波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病人”王石》,他看到王石在博客上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当时吴晓波并不能真正理解,王石为何会有如此“疾病的忧虑”。后来到了2010年,王石才首次透露,“从1994年到1997年间”,他的心肌功能严重有问题,腰椎还有个血管瘤,压迫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瘫痪。
但病人王石在辞去总经理的最初日子里,“作为一个习惯了强势,又愿意亲力亲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挥一把的冲动,如果继续在公司待着,肯定会没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