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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贺词播出后，曝光的习近平办公室，除书架上的几张家庭合影之外，大家对办公桌上的二红一白三部电话机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人们猜测，红色电话就是高层领导使用的神秘“红机”。
“红机”也被称为红色机器、红机电话，属党政专网电话，在中国专指副省军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整个系统独立于电信系统之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建设和管理维护，通讯经过加密。一般情况下，中共高层的红色电话都采取了最为先进、严格的保密措施，通信联络的可靠性和畅通性很高。
两部红色电话功能不同
从新闻画面，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办公桌上共有两部红色电话。实际上，尽管其外表都是红色的，这两部电话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属于不同的电话系统。
级别相对较低的一部电话，是军用保密电话。这种电话和普通电话的功能一样，带有一个数字拨号盘，甚至电话上能够储存一些常用的电话号码。其特别之处在于，这部电话上面有两个按键，分别为明码通讯和加密通讯功能。在完成拨号之后，电话机并不能直接拨出，必须选择明码或者加密通讯之后才能完成拨号。在通话期间，拨打电话的人也可以从明码通讯切换到加密通讯。
从理论上而言，在通讯加密之后，外界即便截获了通讯的内容，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解密，仍无法了解到通话的真实内容，听到的只是一段电子杂音而已。
这部电话使用的是军用保密通讯线路，与地方的通讯网络做了严格的物理阻隔。实际上，全军都在使用这个通讯网络，但由于接入的网络众多，因此其保密安全性并不是最顶级的。从理论上来讲，习近平可以用这部电话给全军任何一个单位直接打电话。
另一部红色电话，则是最高级别的通讯电话——“军委一号机”。实际上，能够获得“一号机”使用资格的人员，比外界预计的数量要大得多。除国家主席和总理之外，其他的政治局常委、省部级官员以及部队正军级以上干部，甚至大型央企一把手的办公室都有这种电话。所有离退休的“副国级”以上干部，其家中也有这种电话，方便和现任领导人直接沟通。
“一号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部电话的整个机身没有拨号盘，也没有加密按键，因为它既不需要拨号，所有通讯也都是加密的。在使用这台电话时，只要说出你要找的人，接线员就会帮你把电话转接到你需要的电话机那里。
“一号机”的线路并非只是高级别人员之间的共同线路，高层人员同样可以使用这套系统和下层单位进行通讯。虽然这部通向一号台的电话机，上面没有拨号盘，却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话。机身内部有一个防止窃听的保护器。任何原电路被异物介入或者外壳损毁，电话都会自动报警。早期的一号机，使用老式载波原理电话技术，因此必须进行弱流增益，导致声音还原性不佳。除非经常使用，否则即便熟人之间也未必能认出对方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末，更换了程控电话系统之后，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从原理上来讲，这两部红色电话都有非常高的保密标准，除了电话线路独立于民用电话网络之外，电话机身也做了防电子信号外泄的处理。任何电器，即便是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机身的电子元器件也会有微弱的电流辐射。专用器材可以读取这些电流辐射以确定其位置，甚至分析出其信息数据进行破译。因此，政府部门的保密通讯器材和电脑等信息载体，都会对其电子信号进行屏蔽。
“红机”的由来
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还没进驻北京，就有一支特殊的电话队提前进城，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装交换机、架线路、保持通讯迅速畅通。这支部队就是专门为中央通信服务的电话局，即专用局。在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抵达北平之前，香山专用局已经成立。1949年6月，周恩来的办公地点迁到了中南海，为了方便他与香山的通信联络，北平电信局在中南海居仁堂安装了人工磁石交换机。后来，中共中央的工作也开始逐步转入到中南海，为了加强保密工作，同时提高通信的效率，中央办公厅作出决定，建设中南海专用局，并于7月15日竣工开通。香山专用局的人员先后也跟随中央进了中南海。
1952年7月，中南海专用局局号定为39，对外称“北京电话三九专用局（简称三九局）”。单位规定，“三九局”的话务员每月只许回家一次，不许在家住宿，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向亲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不许听领导同志的电话。红色电话是首长保密电话，是在保密网内的，与其他颜色的电话不能混接。
毛泽东在中南海用的红色电话机
毛泽东使用的是“红色一号机”。毛泽东很少亲自接电话，任何打进毛泽东办公室的电话，总机都是先接到机要秘书那里，机要秘书听后，如果认为必须由毛泽东本人接听，那就走进去通报一声。这时，毛泽东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听筒。有时，电话内容紧急，而毛泽东正在睡觉，机要秘书就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叫醒他。
严格的保密要求
使用红机网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如所用电话机必须符合保密技术标准、不得在专网上私自连接其他终端设备、不准使用无绳电话机、避免在同一房间同时使用专网电话和普网电话等。对专用局的话务员要求非常严格，尤其负责红机的话务员更是“压力山大”，他们按工作中的差错分小、大差、严重差错及事故。
与一般电话不同的是，红机的号码只有四位，按照排列组合的计算方法，最多能有一万个号码。这些电话均经过了加密处理，遇重要情况，机要部门都会通过红机进行联系，但有些部门级别不够，没有红机，遇有重要事情传达时，也不能随意使用普通电话。
据外交部礼宾司的马保奉回忆，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为确保安全，欢迎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到了机场。这个突然改变打乱了原来的部署，既要保密又要通知到所有的相关部门，按接待办公室规定，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程的电话，一律使用红机。个别没有红机的单位，就派人上门或把人请到宾馆来口头通知。卫戍区的仪仗队和礼炮营就没有保密电话机，马保奉就打普通电话把负责安排此项任务的人员请到钓鱼台来，再当面口头交代。
国家领导人在国内视察，也会临时设置红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电台台长李锦华回忆，1954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去广州视察，李锦华等6人负责中央领导一行的通信联络，他们到广州后，架设电话线、电报线和K线（即收信台与发信台的机器连线），及时为毛泽东等人安装保密电话机，并且开通了与中央机要局的有线电传通信，做到随呼随到，24小时不间断。
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地震后，李克强总理乘坐专机赴当地视察，媒体拍摄到他在飞机上指挥救援工作的照片，专机桌子上摆的正是一部红色电话。
哪些人能用“红机”？
在中国，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都配有红机，一些重要单位的机要室与总值班室也会配有红机。为了保证畅通，红机电话一响，相关人员必须立刻接听。一位知情人士曾经给正部级领导当过秘书，据他回忆，平时最怕红机响，因为那很有可能是批评犯错的，而中办的工作人员用红机的频率比较高。
红机在关键时刻能发挥独特作用。据叶圣陶的秘书史晓峰回忆，1967年，已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在洗澡时突然发病，紧急时刻赶忙求助当时还没“靠边站”的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刘皑风立即拿起红机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很快得到“全力抢救”的指示，从而挽救了叶圣陶一命。
据央视一位多次送审样片的资深记者介绍，在《新闻联播》专用的审看间内“茶几上有两部引入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2001年2月21日，因《新闻联播》的一次报道错误，时任央视台长赵化勇就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
库恩写的江泽民传记《他改变了中国》对此有生动详细的描述。当晚，赵化勇正坐在他位于十五楼的办公室里，观看《新闻联播》。19时20分，红色电话响了。一个声音问：“你是赵化勇吗？”赵化勇回答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指出了《新闻联播》的一个错误。原来，江泽民下午在一间会议室会见了两拨人，一拨是奥委会评估团，一拨是江泽民的私人老朋友，也是外国人。《新闻联播》直播时，用的奥委会评估团的画外音，播出的镜头却是江泽民与老朋友私人会面的画面。江泽民并未过多责备，他对赵化勇说：“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赵化勇迅速行动，查清事故原因并多次检查纠正确保不再出错后，20时25分，赵化勇回到办公桌边，拿起红机给江泽民回电话。“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一个女声回答：“稍等。”数秒之后，江泽民接了电话，赵化勇详细报告了前因后果和解决措施。江泽民最后安慰了他：“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指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在重要领导人的家里，也会配有红机电话。一般情况下，正部以上官员家里配的红机，号码是专用的，与办公室的不同。其他副部级官员家里的红机则是办公室的分机，与办公室用同一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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