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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淦林老师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也是我敬仰的新闻学界的泰斗。《道德经》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丁老师一生的写照。
我读研究生的3年，也就是1993年至1996年，当属丁老师最“显达”之时：任复旦新闻学院院长，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但是，丁老师从来没有给我“院长”的印象。
那时候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每间办公室都摆了两个人的办公桌，丁老师的办公室也不例外；无论是年纪长幼，无论是教授还是校工，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习 惯地以“丁老师”相称。没有人称丁老师为“院长”的。丁老师偶尔去北京开会，往来的差旅费用凭证，也往往直接交给我。然后，我拿着学院的经费本，去学校财 务室排队报账。
那或许是“老师”名分远比行政职务重要的年代，老师忙于备课，学生忙于读书。尽管已有美国学者危言耸听地预言信息高速 公路将让所有传统媒体变成不堪一击的“泡沫”，但当时互联网搜索引擎还没出现，老师讲课后开出的书单和要查阅的资料，学生们必须到学校图书馆和学院的资料 室，一本书一本书地翻阅。丁老师让我翻完延安《解放日报》和1954年前的《人民日报》后，建议我找个比较小的切入点，关注一些当代的党报改革。可后来在 资料室翻报纸过程中，我居然自作主张，对上世纪80年代的周末版现象产生了兴趣。“大家都说周末版是党报改革的试验田，值得研究。”没想到丁老师很快同意 了我的研究方向。
我对收集来的一些期刊论文和翻报心得沾沾自喜、如获至宝。丁老师以自己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学术敏感，要我跳出“10年 的兴衰，从我国乃至世界报刊发展的规律找找原因和出路”。很快，丁老师给我开出了三批必须查阅的资料和书单，要求我至少弄清三个关键问题：延安《解放日 报》刊登王实味《野百合花》以及此后对资产阶级审美趣味的批评，那时的党报是否已探索时下周末版所谓“贴近性”和“娱乐功能”？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 商业报纸大繁荣中的引领潮流的各类副刊，当前的周末版是否有所借鉴？美国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过渡时期，普利策和赫斯特等引领的廉价报纸时代和掀起的“黄色 新闻”大战，对我们的报纸周末版现象乃至当前的党报改革，有没有参考和警示作用？丁老师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表面的，研究问题要有历史观，要有全 球的眼光。”
丁老师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与世无争。在他身边学习3年，从没听他谈论过学校的好坏，议论过别人的是非，也从来不允许我们谈论这些“和学习、工作无关的事情”。丁老师曾说：“我传给学生最多的不是学问，更重要的是给他正确的思维和做学问的方法，树立做人治学的典范。”
复旦新闻学院以“记者摇篮”自荣，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复旦讲台的丁淦林老师，把培育“好记者”作为自己教育的一大目标。在丁老师看来，“好记者”的标准， 首先是好人，就是有良知有教养的人，其次是好的“学问家”。在要求我们踏踏实实钻书堆、翻报纸的同时，丁老师也鼓励我们大胆地去实践。因为“不接触社会， 不参加新闻实践的话，就做不了好人，成不了大事。”
何人堪称我国的“好记者”，在丁老师的心目中有一长串的名单：范长江、徐铸成、陆 诒、马达……入门之初，丁老师曾经给我开过一张单子，罗列了上海仍健在的新闻界前辈，希望让我们逐一拜访，并要录音拍照。因为这些前辈不仅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也是稍纵即逝的新闻史学“最鲜活、最可靠第一手材料”，要为历史“存真求实”。
记得1995年夏天去拜访陆诒，丁老师先打好电话 约好见面的时间。在丁香花园一个老旧洋宅前，84岁高龄的陆诒老人在其夫人搀扶下出门相迎，大声地说：“丁老师的学生，欢迎欢迎。”已经风烛残年的陆老， 非常健谈。也是从他的讲述中，我第一次了解“文革”中丁老师为这些前辈做过的一些暖人心的工作。这些经历“文革”劫后余生的新闻界前辈，成了丁老师的良师 益友，也成为丁老师第一手的新闻研究资料素材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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