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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之一，是建国后穆青从事的是“‘零风险’写作”： “建国后穆先生的所有新闻名篇，可以说全部都是‘零风险’写作，如《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历史的审 判》《铁人王进喜》《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抢‘财神’》《谁有远见谁养牛》等等，都是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确实是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 的、鼓舞人心的。但既没有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更没有启蒙思想、兀现精神的写作，可以说，只要是文字功力上乘与新闻业务娴熟的普通记者，能及与可为 者人莫多焉。”⑥
批评之二，是穆青作为新闻名作的作者，大都不是最先采访和报道者：“穆青的新闻名作，极少有独立完成的。如最有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三人合写的，并且这三个人还都不是焦裕禄事迹的最先采访、报道者。”⑦
批评之三，是国家生活中的若干重要时刻未见穆青发挥记者应有的作用：“我 们这条‘国家之船’在几次关键的转向时刻，都没有发现穆青的‘瞭望’与领航。如否定‘文革’，如思想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经济上的包产到户；还有改革开放 后胶着状态下的姓‘社’、姓‘资’争执，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传播等，首创者不仅与他本人无关，甚至与他所在与主政的媒体也无关。”⑧
这位批评者已经隐含、没有明说的意思是：穆青在新闻工作中或缺“胆”，或缺“识”，或两者皆缺。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穆青及其同仁采写的若干通讯都有着高风险。
如前所述，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冒着巨大风险而为的，违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顶着政治上的高压，不写兰考当地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 这只是风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真实报道兰考的灾害情况，坚持在作品中讲真话，同样是犯忌和有风险的，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前面就有彭 德怀等党内高官因讲真话而被整、丢官的先例，因此认为《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的写作是“‘零风险’写作”，实在是过于武断而且也不合乎事实。
穆青等撰写的、发表于1978年3月的人物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触及了当时的一大禁区：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当时的情况 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仍要人们正确对待“文革”，还在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而这篇通讯的末尾写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 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穆青事后写道：“尽管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敏感的读者，还是听懂了话中的‘潜台词’的。”⑨这就意味着，穆青和他的同仁在中央做出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前，就已经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其胆识是常人所不及的。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问题一：作“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报道”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无需胆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问题。如果按照党的已有决议进 行“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报道”，则非常稳妥，确实可以说是“零‘风险’”的。然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恰恰发表于《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否定性评价之前。在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招致扼杀成为常有的事的情况下，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得不佩服穆 青的惊人胆识。
问题二：报道“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的题材，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无需胆识？答案也 是否定的。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偏差乃至错误的特定条件下，特别是对“文革”所造成的思想和理论混乱尚未来得及进行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对正面题材进行实 事求是的报道，由于隐含着正义与邪恶对决的意味，而邪恶势力在当时又相当猖獗，因此报道“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的题材反而是充满 风险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对焦裕禄和吴吉昌的报道就是这样。
问题三：“没有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 无需胆识？笔者的回答是：“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当然要求记者历尽艰险、舍生忘死，由此而存在风险是确定无疑的，这时极需记者的胆识。然而，对于 新闻工作者来说，风险不仅仅存在于这一类采访之中，同样也存在于其他环节之中，例如：涉及敏感问题的选题、策划、写作和拍板等等各个环节。而穆青参与采写 的若干篇通讯，上述重要环节都对其胆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穆青也总是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其次，穆青的作品往往不是由他作为最先采访者和最早作者的身份写成，这并不是他缺乏胆识的证明，而恰好说明经过他和同仁的采访、开掘、写作、深化，对原题材的把握和表现较先行采访和写作者有超越之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先行发布的作品，产生的影响有限；经过穆青及其同仁的采访写作，作品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穆青及其同仁所进行的，是一种更有赖于胆识的、更为艰辛的和更能体现创造性的劳动，对此加以否定或不予尊重都是说不过去的。
最后，在国家“几次关键的转向时刻”都见不到穆青作品的踪迹，都见不到新华社的作为，这并不合乎事实。
实际情况是：
在对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尚未正式平反之时，新华社率先播发了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消息。而为了播出这一消息，穆青和其他社领导是做好了 坐牢准备的。后来，穆青在一部名为《五十五双眼睛》的纪录片中，讲述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电讯稿发出的情况。他说：“当时还不敢大胆地宣布的时候，新 华社大胆地把标题加上了，就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其实文章都是北京市委开会的内容，就在大的几千字的会议公报中，我们就单独抽出这一段，再加上醒目的 标题，曾涛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我们就这么商量定了。到临发稿的时候，曾涛打电话给我，说稿子定下来没有？我说定了，就那么发了。他就说，穆青，发了之 后要坐牢，咱们两个可得一块去啊！我说，行啊，要去咱们一块去好了。”⑩从事后的平静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当时的穆青其实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随时付出身家性命。没有足够的胆识根本无以如此。
1992年年初，当有人对改革开放表示怀疑时，穆青来到了广东，对被称作“四小虎”的顺德、南海、东莞、中山四地的一些主要乡镇，就农村改革发展、深化 当地改革、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等问题进行采访，写成了内参和公开报道。他说：“这里发生的变化，令人振奋。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人们，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任何怀疑论调都经不起事实的驳斥。”(11)公开发表的通讯题为《风帆起珠江》，以大量生动的事实为广东的改 革开放正名，间接回答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有一些报纸不敢刊登。随后传出了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不少人发现，《风帆起珠江》一文中的观点，与邓小平南方谈 话的精神十分吻合。也因此，香港一家右派刊物无端猜测，是否穆青事先得知邓小平要南巡，搞政治投机，抢先一步到珠江三角洲采写此文。穆青得知此事后说： “真是无稽之谈！我哪能知道小平同志的行踪和想法。我们只不过是以赞赏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变化。”(12)一篇通讯与不久 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相一致，这与政治投机乃至政治赌博是毫无关系的，倒是表明穆青对社会前进方向有着体现前瞻性的相当准确的预测和把握。而这种精准的 预测和把握，是由其胆识支撑起来的，而非主观臆测、凭空胡言。
当然，穆青不可能是完人，他并非任何时候都有胆有识，在一生中也有胆识 缺失的时候。正如李彬教授所说：“作为新华社的领导者之一，他并不是每一次在风口浪尖上都能做到冲锋陷阵”。“文革”结束后，对张志新烈士的冤案新华社就 一字未发。穆青没有能够突破当时思想的禁区，他选择了退却，这也成为他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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