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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房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王莉丽
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总监 史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朱旭峰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中国中心主任范文丽（Alice Ekman）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近年来中国处于一个智库大发展的时期，智库的出现是适应工业化、现代化时代的复杂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发展要求，也是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现在叫智库的有很多，但判断是不是智库，不在于名字，而在于是否具备智库的功能。根据工作体会，我认为智库和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区别有五个方面：
第一，形而上。现代智库主要是做政策的咨询规划工作，它以现实性为主，针对社会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规划。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更多的是传承文明。
第二，服务对象不同。传统的社会科学服务对象是学生，目的是传播知识，具有传承传播性。而智库的定位很具体，在国外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和企业，这是非常不同的。
第三，研究对象和产出不同。智库是研究问题，普通学术是研究知识。智库研究是用知识当作工具，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它要产出政策、对策和法律方案等。
第四，研究方法不同。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以二度创作研究知识为主，做大量的文本研究和案头研究。智库主要是基于现象观察进行研究，但观察总是有限的，因此需要经常在智库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即头脑风暴法。
第五，组织方式不同。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多是以个体为单位，越分越细，是一种很窄的专深的研究。而智库研究是交叉学科，要研究许多相关问题，才能可参照、可接受。智库是管理学上讲的异质资源的有效组合，它研究问题绝对不会仅从一个角度出发，这给智库的组成、包括体制机制提出了很多要求，如还需要有横向联系、研究群等。
与此有关的有两件事值得思考。第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一项决议，把政治学从美国国家基金资助的名单里删除了，原因一是学风不正，主要是高校不研究现实问题，智库已市场化，国家不再资助；二是学术界搞歪风邪气，自吹自擂，搞小圈子，互相吹捧，互封大师，愚弄社会。第二，俄罗斯解散了国家科学院，国家不再出资金让那些研究人员挥霍，开始大幅度的压缩规模。
我认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界都需要警醒，知识产品要由市场、由人民来检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知道什么问题是真问题，什么问题重要，而且都能排序出来，弄清楚这个项目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只要你做出来，就很重要。我觉得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可以合作，智库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搞得好都有前途。中央理论上信息最全，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很多问题不可能细化。如果了解中国的体制就会知道我们的领导是如何日理万机的，他的时间和精力是怎样分配的，他一天也就 24 小时，不可能什么都了解。所以，智库要做的是细化，只要做出来的研究成果确实是有需要的，领导会特别感兴趣。一方面现在很多工作是没人做的，另一方面却是大家围着一堆问题瞎做。
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改革建议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在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等五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运作模式。
谋断互动机制的改革。目前中国政府频繁地推出公示、听证会或征求意见稿等办法，但决策体系(“断”)仍是相对封闭的，不足以最大范围内吸收社会最优秀、最睿智、最出彩的思想与策略建议（“谋”），更难以打造出某种开放式的智库文化。所谓的“开放式智库文化”，就是以互联网思维，构建政策开放讨论和决策制定社会化的网络，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频繁而有效的积极互动，强化一流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重要角色，尤其是获得有智之士主动性、先见性的智力支持。
思想市场机制的改革。在当下中国，政府与智库的地位是不对等的。面对决策者，智库对自身的思想贡献与工作价值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新型智库的建设，必须打造良性运行的思想市场，发挥市场在思想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研究经费，进而健全与此相关的激励机制，否则，很难吸引到最优秀研究者为国家效力。思想市场机制的改革，考验决策者的气度与勇气。建议高官主动积极抬升本国智库的权威，参照欧美领导人的经验多到智库走走，在中国智库的大背板下发表各类重要演讲，借国际媒体的曝光率，抬升中国智库的社会地位与国际地位。
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新型智库需要打造中国式“旋转门”，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策研究室、办公厅挂职锻炼，选拔一些官员重回各类智库锻造。长期下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大量应运而生。运营机制改革还包括细化与修订目前的学术研究考核体制，对当下研究者队伍进行职业分工，将参与政策报告撰写纳入学术考核，吸纳更多的学者投身智库建设。此外，智库需要具有让研究报告在浩如烟海的呈送要件中脱颖而出的推送与撰稿能力。这取决于政府关系、品牌打造、报告质量、写作水平。这就需要构建一整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形成综合型的人才队伍，建立高水平的管理团队和服务团队。
融资运营机制的改革。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复合化融资能力。虽然智库是非营利组织，但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老牌智库，都拥有庞大的“金融蓄水池”，通过金融运作进行保值、增值，保证智库成为“百年老店”。类似融资能力是中国目前靠行政拨款的官办智库、经费捉襟见肘的民间智库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必须建立中国式“金融蓄水池”。仅靠行政拨款的方式不能全面推动和衡量智库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与真实水准。研究任务和经费预算的市场化转型，为有志于投入智库建设的基金给予政策扶植与鼓励，将大大激发新型智库的活力和公信力，以及塑造智库生产者的高效、务实与责任。
全球传播机制的改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入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而应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还可以利用中国先进智库培训国外官员等方式，为国家外交大战略的实施与推广，广交国际朋友。建议新型智库可以加大与欧美著名高校、机构合作，设立欧美分部，在思想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与此同时，主导欧美智库界对华研究议程，购买当地最上乘、最助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产品，并向当地推广本国的理念与思想。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王莉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将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关键依托。我们目前都在谈中国梦，中国将在二三十年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是否真的到了这个阶段，还要取决于中国思想的创新能力，更关键是中国智库的发展，智库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整体创新力。
关键问题之一，我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所建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研究机构，是以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为己任，而不是传统的学术研究，以服务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导向，同时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关键问题之二，逐步培育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市场。中国智库呈现出高速的发展，从决策层的重视到社会各界对这个领域的重视和了解，包括近三、四年学界加强研究，我们经历初创期和发展期，很多问题需要理清，在谈论智库思想市场培育的同时，也要提出如何规制智库思想的概念和这样一种研究思路。
关键问题之三，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和定位。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体系、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渊源，必然会影响其智库的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和历史进程中必然承担非常特殊的角色，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是政府决策部门也不是传媒机构，而是进行政策研究的机构，核心角色和首要功能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第二，在政府、研究界和社会公众间搭建一个政策探讨平台；第三，推动公共外交和构建传播网络；第四，在社会上进行政策教育，引导公众舆论。
关键问题之四，我认为在目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高校智库的发展是中国智库改革与发展的发动机。
关键问题之五，民间智库在中国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为推动智库的多样性和智库思想市场的形成，不同类型的智库必然要有竞争和市场空间，要在税收政策、市场准入方面给民间智库更大的支持。
关键问题之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未来较长时间要以研究为主，影响力传播为辅，避免走向过度商业化。应该看到，智库和咨询公司也是有区别的。一个企业找咨询公司做一项研究，提供咨询费，咨询公司最后给出的报告，一定是对这个企业的发展有帮助，是为它解决问题的。但是智库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是客观的，不是为企业服务。
中国智库的发展要立足于本土化和民营化
史晨（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总监）
中国智库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学习阶段，学习美国前十大智库的一些经验；第二个阶段是回到研究本土智库发展的特点，所面对的政治和商业环境到底是怎样的；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在本土的环境下怎么做中国特色的智库？我们知道不知道领导和企业家到底怎么想的？社会资源往哪方面投？我们能否在商业环境下做一些创新？我们能不能多讲一些问题？很多探索都是限于运营中，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来诊断，也许从中可以发现很多本土智库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建议从这些方面展开进一步研讨。 中国智库要想清楚，一是初创阶段，要抓热点、冲权威；二是发展阶段，要建立平台；三是壮大阶段，才是考虑影响全球的管道。我们可以组织一系列的选题，开展一系列的调研，把框架制定清楚，大家相互借力，也可以和传统体制内智库、机构对话，向公众和社会证明，智库要本土化和民营化才有前途，说明本土化民营化智库的存在价值。
中国思想库如何走向世界
朱旭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全球思想库趋势
1、研究领域国际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全球公共议题，比如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安全等。第二，关注国际问题，包括对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研究。
2、交流活动国际化。主要是向国际受众提供咨询服务，举行会议，以及国际倡导等活动。
3、组织结构国际化。其他国家的思想库已经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一些国际化的尝试，在中国也成立了很多美国思想库的驻华分支机构，还包括临时聘请专家，特别是外国专家。
4、影响力国际化。要影响到其他国家政策制定，同时要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精英和学术界同仁。
二、中国思想库国际化的进展
通过调研 2400 多家中国思想库（2010-2011 年度数据），发现中国思想库国际化水平逐步提高，涌现出一批世界知名的优秀思想库，和海外机构共建思想库的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1、海外发表论文、国际合作项目、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考察、参加国际会议数量和接待来访人员等都在增加。同时我们的调查不仅关注中央和北京层面的智库还有地方智库，各个省份的地方智库也在为走向世界做出努力。
2、涌现出一批世界知名的优秀思想库代表。中国思想库有国际化的水平，国际化的经验，国际化的能力，同时还有国际公共政策资源以及国际影响力，包括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
3、与海外机构共建思想库。对于中国思想库来说可以引进优势资源，先进经验助力快速发展，拓展国际视野，帮助获得前沿信息，满足国际接轨的发展需要，提高研究能力，便于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提供非官方的跨国沟通。
三、进一步推动中国思想库走向世界
通过我们调查，可以看出有一些中国思想库在全球化方面还有一些不足，建议如下：
1、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学术和政策研究能力，提高决策支撑能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2、提升国际化水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进人才资源的国际流动，充分利用互联网提升国际影响力。
3、用国际比较的视野去研究思想库，在国际视野下进行思想库研究。中国思想库的建立不仅是为了中国政策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它还是中国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代表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民主形象，同时应该做好足够的应对、顺应和利用国际化趋势的相关工作，并主动开拓一条自身发展的国际化道路。
【 以上内容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近期举办的“新型智库建设与中国经验”闭门研讨会。】
后发型智库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中国中心主任范文丽（Alice Ekman）
法国智库：走自己道路的“后起之秀”
今天我们所称的“智库(Think Tank)”起源于美国，美国的一些智库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等已经有100年左右的历史。相较而言，法国智库可谓“后起之秀”，历史不长。我认为，这一方面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不用拘泥于特定的发展模式，更容易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这一不足也促使我们不断探索学习。
除此之外，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IFRI) 为例，法国智库与美国智库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其非盈利性。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是依照1901社团法（loi 1901）规定注册的“协会（association）”，这既受到法国历史的影响，也有其现实意义，因为我们的资助者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这也意味着我们是独立的非盈利性机构，不与任何的组织或个人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二是资金来源。我们的资金25%来源于政府和公共资金，但这并非“拨款”，而是以赞助的形式实现的。另外的75%来源于法国大型企业和个人。但我们没有美国那种以个人的名义建立智库、或个人巨额捐赠智库的情况，这也是法国文化中重视“公众（public）”思想的产物；三是我们的研究方向更加多元化。美国的一些智库主要为国会、议会提供政策咨询，而我们除了与法国政府合作以外，也开展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和商业领域的研究；四是与美国的智库相比，法国的智库更加无党派倾向，我们可以和法国任何党派、任何政治主张、任何领域的人士交流；五是在研究人员的培训和研究选题上，我觉得受法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影响，我们比美国智库关注更多“无用”的课题，这一点我会在之后进一步介绍。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保持研究独立性：与合作伙伴“保持距离”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是一个以政策研究为主的研究中心，不仅关注政府的政策研究，也有公民社会、商业领域的研究，总的来说，研究是面向所有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人和机构的。
IFRI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指的是研究课题的选择，就这一点而言，IFRI可以说是刻意与合作伙伴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IFRI的资金来源于不同的机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影响甚至决定IFRI的研究方向。比如在政府层面，IFRI的对话伙伴有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府），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国防部、经济部等，但IFRI的研究课题无需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也并非我们的上级机构，IFRI观点自然也不会完全与政府保持一致。其实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研究所与政府感兴趣的话题会保持一致，我们会获得额外的研究资金，但就算没有这笔资金，IFRI的研究也还是会继续下去。在这点上，中国智库可能与法国的智库有较大的不同，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和中方智库交流的时候，中国朋友往往会高估我们对政府的影响力，而我们则常常低估中国智库与政府的联系。
第二个方面则是指研究人员本身的独立性。比如，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我写的文章、发表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而非IFRI的，更并不代表法国外交部的官方观点。而在我看来，这有助于像我这样的研究员们从事研究工作，因为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并且常常能够接触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如通过实地调查、私人交流等方式获得。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以不同于国家政策的角度进行观察，进而获得崭新的视角。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基于个人兴趣的研究往往也会对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产生不小的影响。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不久前曾做了一个有关“阿拉伯之春”对中国中东战略影响的课题，这在法国是个十足的“冷门”话题，但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为此，我特意去了一趟中国，与很多中国的中东问题专家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搜集到了宝贵的材料。我的一个法国同行在看了这篇报告后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在法国没有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然而，这篇报告在发表以后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和政府的较多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我们研究人员的研究重点并非总与官方一致，但是也对国家政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这也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人员不仅要在选题上有更敏锐的判断力，还需要有不盲从于“主流观点”的勇气。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刻意表达反对的观点，或者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来上报纸头条，而是说研究人员应该要有质疑主流观点的勇气，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研究的“独立性”。对我本人来说，这意味着日复一日的积累，我相信这一点对我的同事们来说也是同样。尤其当你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每天面对着大量迅速变化的信息，这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中国智库“接地气”，需更多关注“无用之学”
我对中国智库的发展非常关注，2014年6月份我在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国际智库会议时也与中方研究人员讨论了这个问题。近几年，中国智库发展非常迅速，数量上的增长是令人瞩目的。IFRI正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系，双方的讨论交流、思维碰撞也越来越频繁，这也是我十分珍视的一点。目前，中法两国的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误解（misperception），而我相信这些误解（misperception）只有通过进一步的互动才能逐渐消除。在这一点上，我已经感觉到了很多可喜的进步。比如以前，我是很难接触到中国的高层研究人员的，而近几年，双方直接交往的障碍越来越少，探讨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研究人员会有更多的国际交流空间。
一方面，我观察到中国智库的发展也具有“中国特色”，它体现在政府在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中国政府对智库的研究课题影响比较大。尽管中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各有各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但是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政策为导向的（policy-oriented），是为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服务的。也就是说，政府制定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而智库则以实际可行的方式去具体落实。这种做法的好处就在于中国智库的研究是很“接地气”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支持国家治理。
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另一些问题就被忽略了，而这并不利于智库长期的发展。在法国大学的研究中心里，研究人员常常从事一些看似“无用（useless）”的研究课题。比如在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国际研究中心（CERI）”里，我们经常会听说一些很“边缘”的课题，例如我有不少同事关注并非一个很“实用”的话题，但是在法国却仍然有被提出和研究的空间。中国大学里的研究中心则多数从事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的“实用性”研究，由政府提供研究经费。如果想另辟蹊径，可能就会面临申请不到经费的困境，这对于研究机构尤其是一些本身资源就不多的研究院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然而我认为，恰恰是在大学里，我们需要这样具有“独创性”的、并不能马上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国有句古话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研究课题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起着决定性作用。以我本人为例，我对中国研究有近似“疯狂”的热情，中国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大国给了我无尽的研究动力，这也是我能在这个领域上不断深入，并且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原因。这就像竞技体育一样，运动员只有对某项体育运动充满热情（passion），才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反之，如果每天的训练都像是一种折磨，那他就很难取得成果。对本科生、研究生来说是这样，对研究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我认为中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应该拥有更多的选题自由，我也期待他们更多多样化的研究成果。
（人民论坛特约观察员、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发展专业朱璧合采访整理）
【延伸阅读】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
1979年，时任法国外交部国际问题分析和研究中心（CEP）主任的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牵头成立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其前身是成立于1936年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心”。IFRI侧重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的深层次、多角度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法国影响力最大的独立智库。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3年对全球182个国家、6000多家智库的调查，IFRI名列第25位，是法国唯一一家排名进入前100的独立智库。
IFRI拥有30多名正式研究员，其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地域为主的研究，包括欧洲、亚洲、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二是跨区域问题，如国际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策略、能源、移民等。2013年，IFRI共发表70多篇法语、英语、德语和俄语的研究报告。IFRI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IIS）、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DRC)、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北京大学等保持定期交流。用IFRI副所长托马斯-戈马特 (Thomas Gomart)的话说，“IFRI是最国际化的法国智库，也是最法国的国际智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
创建于1927年，总部设于华盛顿，是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赢利组织。其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以达到三个目标：即捍卫美国民主；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经济荣繁、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带来的机遇；推进一个更加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作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其足迹遍布美国自上世纪初以来各个时代的重要经济、政治变革，其曾被《外交政策》“智库索引”报告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对公共政策辩论最有影响的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总人数近300名，研究人员有l00多名。他们拥有极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影响力，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将几个重要职位委任给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如苏珊?赖斯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杰弗里?贝德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等。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nstitutfur Weltwirt-Universitat Kiel)
前身是1914年由经济学家哈姆斯（Bernhard Harms）创建的“皇家海洋运输和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世界经济研究所”。它从属于德国基尔大学，是全球最大的世界经济研究、咨询和培训中心，同时也是德国最大的智库集团莱布尼茨学会的成员机构，拥有100位研究人员。其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图书馆，即德国国家经济学图书馆（ZBW）有着紧密联系。
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为全球性经济问题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在这一研究导向下，研究所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界政策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为了能够更快、更灵活地应对新的全球问题，研究所的研究课题被划分为七个具体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有全球经济与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治学策略、宏观经济政策与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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