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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体制弊端引发的权争故事，而事实上，只要冬管中心和领队这两级管理者，略懂艺术，一切就不会发生。
当事的一方，27岁的王濛。她没有长大的欲望，天才与荒谬，从出道到现在，一直是她两颗鲜明的印记。比赛与训练，她是天才；之外，她的行为，屡屡越出主流价值的轨道，让人猝不及防。她的履历已足够辉煌，但心智还像一个孩子。少年得志而坐拥荣耀，增强了她挽留童真的资本，她拒绝或者是尽量拖延，将自己纳入那条几乎所有人最后都必须进入的轨道：听命、忍耐、圆滑。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看待王濛，会比其他任何角度更贴近事实。
当事的另一方，33岁的前速滑名将王春露，是王的前辈。2010年的5月，她升任短道速滑队领队，国家行政序列正处级干部，以世俗的眼光而论，她是同时代运动员中“混得最好”的。很多人疑惑，跟王春露同一时期的两枚奥运金牌获得者杨扬，退役后赋闲，而王却能青云直上。原因很简单，权力系统从来不欢迎真正的大明星，对他们，崇拜者有之，嫉恨者也不少。行政系统的筛选过程，如大浪淘尽英雄，只吸收圆融的沙子。
“二王”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和言行方式，一定会擦出火花，但以打架的极端方式呈现，还是出乎意料。这是中国短道速滑史，也是中国体育史上耻辱的一幕。
矛盾从地域之争转到队内
近30年的中国短道速滑史，以2006年都灵冬奥会为界，分为两代。第一代，“辛庆山+杨扬”，开创与突破；第二代“李琰+王濛”，提高与辉煌。
然而辉煌背后也藏着是非。杨扬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夺得两枚金牌后，这里迅即成为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你抢我夺，明争暗斗。最先，主要体现在黑吉之间的地缘战争。有“教父”之称的主教练辛庆山是吉林人，而国家队的优秀选手又以黑龙江为多。由于金牌牵扯到太多的地方利益，所以每当四年一届的冬运会来临，代表家乡参赛的每一个国手都很纠结，尤其是辛庆山本人，一直饱受吉林方面的诟病，说他在国家队效力等于为黑龙江省卖命。
到了“李琰+王濛”时代，黑龙江的综合实力已远在吉林之上，甚至上届冬运会将黑龙江队拆分成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七台河三个队，吉林省也不是对手，由此省际矛盾大大淡化，取而代之的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国家队内部。
“在小圈子里，大人物总是惹是生非”。拿破仑一世200多年前的名言，像一道穿越的谶语，多次在王濛身上应验。对于这位于2006年都灵冬奥会，从大杨扬手中接过短道速滑领军人物大旗的黑龙江姑娘来说，在队伍里面“扶旧扛新”，是她的行事的基本套路。
她的动机、意图、目标和策略，简单而纯粹，像一个小学生。2007年亚冬会期间，她第一次公开发飙，目标直指新官上任的海归主教练李琰。她对李的训练水平和训练方法，彻底否定。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琰不仅没那么糟，还很优秀，王濛对她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见王当时完全是有意寻衅。
她当初炮打李琰，是为前教练伊敏鸣不平；正如这次跟王春露的冲突，是为李琰出头。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在王濛看来，自己扮演的是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角色，而且，两届冬奥冠军所拥有的社会声望，完全可以派生出一种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的明星权力。她当然掂量过与王春露的实力对比，坚信自己能赢。
王春露是冬管中心任命的短道速滑队领队，是这支队伍的最高行政领导，而由于主教练李琰事实上的“外教”身份，相比于其他运动队领队与主教练平行的“双头蛇”体制，在这支队伍中，领队的地位被更加凸显。至少王春露自己认为，包括李琰在内的所有教练员、运动员，都该在她的统辖之下，从队伍的吃喝拉撒睡到政治学习，再到训练安排，事无巨细都该由她最终决策。
事实上，在一个集体里，即使拥有尚方宝剑的最高行政长官，仅凭命令，根本玩不转。要想政令畅通，领队要在主教练、核心队员和自己的三角关系中，艺术地掌握平衡。收与放，是一门大学问。
尤其是领队与主教练，本身关系就很微妙。通俗的比喻类于“政委”和“司令”，政委的基本职责是政治思想工作，至于队伍怎么调动，仗如何打，最终拍板的一定是司令。具体到短道速滑队，在辛庆山时代，前后任领队兰立和佟立新，都甘当主教练的副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最后皆大欢喜，队伍在盐湖城和都灵的金牌，同时也化作了他们的个人政绩，两人先后升任冬管中心副主任。
李琰的首任领队是杨占武博士，萧规曹随，在化解王濛与李琰的矛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真解剖那一时期短道速滑队的权力结构，非常有意义。这是一套和谐的“李、杨、王”三驾马车，主教练李琰是业务权威，是队伍的核心，杨占武作为领队，给自己的定位是协助并服务，王濛则是运动员的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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