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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父在授权委托书上按指印。
■新快报特派武汉记者 余亚莲文/图
飞越“疯人院”●追踪
曾发布过《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著名律师黄雪涛主动找到记者，表示愿意无偿代理徐武的“被精神病案”。昨日下午，双方达成委托协议，并通过新快报记者转交授权委托书。
对于此案，黄雪涛认为，警方所称的徐武2006年涉嫌爆炸未经质证不能成立，不属于司法事实。她还指出，中国的精神病收治立法，立法本意出了偏差，“怎么方便收治病人就怎么立法，只保障医生的权利，不保障病人的权利，精神病人甚至不如一个囚犯。囚犯有出来的一日，精神病人在病好之后，也可能被关一辈子”。
通过新快报达成委托；律师称精神病收治立法出了问题
涉嫌爆炸未经质证不能成立
警方曾向媒体表示：“2006年12月2日，徐武扬言‘搞炸药，到北京天安门炸’。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被当地警方现场查获，北京警方从其身上搜出炸药配方、电工刀及制爆原材料等危险物品，移交武汉警方处理。武汉警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以涉嫌爆炸罪对其刑事拘留。后因诊断其为偏执型精神病，建议长期监护治疗。”
由此可见，警方介入此案并第一次拘留徐武的依据是曾在其身上搜出“炸药配方”、“电工刀”和“制爆原材料”。
徐武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提出，所谓的“炸药配方”只是一张小纸条。
另外，还曾有警方表示，从徐武身上搜出了“白色粉末”，并认为这是“制爆原材料”。
代理律师黄雪涛介入此案之后，认为警方的这种说法存在明显漏洞。那张关键的小纸条到底是不是炸药配方，那些白色粉末到底是不是制爆原材料，都没有经过质证，没有人能肯定那是什么。
由于该案根本没有经过批捕程序、检控程序和法院的审理程序，所以检察院、法院的救济渠道全都被堵死了，这些所谓的“证据”没有通过检方的核实，没有通过法庭的质证，所以在法律上不具有法律效力。在这个案件中，只有警方的一面之词，警方的这些说法只是单方面的说法，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事实。
一旦“精神病”就失去诉权
对于“涉嫌爆炸”这样一种严重的指控，当事人徐武从来没有机会去澄清和说明，也没有机会去请别人替他澄清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找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警方一家掌握话语权，当然是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徐武一旦成了“精神病”，就失去了诉权。
她指出，这个案子没有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没有检方的批捕、没有法庭的质证、没有任何程序去验证警方的这些指控，这不是一个司法上的事实。
她还表示，徐武被贴上了一个“精神病”的标签，他即使走出来说什么，也会被人质疑“一个精神病人的话是否可信”。他不仅被剥夺了诉权，甚至连普通人的话语权也被剥夺了。
徐武没有出来的救济途径
黄雪涛假设：事实上，当时徐武如果不去做精神鉴定，走正规的司法程序，都不一定能被认定为有罪，即使被认定有罪，判刑也会有一个期限，会有释放出来的一天。他至少还有一定的诉权，但现在，他什么权利都没有了，他就有可能终身被关进精神病院里。”
作为徐武，他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根本没有可以出来的救济途径。他试图跑到北京、试图跑到广州，他去医院鉴定，他跟媒体说话，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想远走高飞，并不是想危害社会，他只是想分辨对错，寻找一个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的机会，找回本该属于他、但却在“被精神病”过程中丧失了的公民权利，找回一个人的权利。
如果当年，他能进入正常司法程序，他就不用用这种方式跑出来。
家属答应做精神鉴定是错误
黄雪涛甚至认为，“一个人被关到精神病院里，绝对比他被判刑要失去的多得多，他的境遇只会比囚犯差，不会比囚犯好，因为他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还有没有头脑的自由。”所以，当年他的父母答应做精神病鉴定，绝对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
她指出，在面对警方指控的时候，接受审判其实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接受审判并不可怕，有了审判过程才会有辩护过程，“我走到法庭上，让法官听到我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场灾难。把进入司法程序当作一场灾难，是老百姓的一个误区。”
在这个案件中，很明显有人利用了两位老人不懂法律这一点，欺骗了他们，导致他们做出错误决定。
她还表示，武汉警方去广州对徐武采取强制措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警方所说的两条法律依据也不成立，因为徐武当时对社会没有危害，也不是走失，不符合那两条法律条文中所述情况(详见A06版)。
人身自由掌握在送治人手上
律师表示，就算医院发现人没病，也要送治人同意才能放出来
作为一个对精神病收治非常了解的律师，黄雪涛指出，精神病收治立法出了问题，怎么方便收病人就怎么立法，不保障病人权利。且实际操作中，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往往掌握在送治人的手上，就算是医院发现那个人没病，也是需要送治人同意之后，才能把人放出去。医院普遍遵循的原则是“谁送的，谁接出去”。在这个案件中，警方送徐武进来的，就必须警方同意，才能把徐武放出去，即使他的家属想把徐武接出去都不行。
收治立法出了问题
2008年，黄雪涛曾发起成立关注滥用精神病医学的志愿者团体“精神病与社会观察”。2010年，黄雪涛与北京益仁平中心陆军、郭彬共同启动国内首个民间精神卫生法律项目机构化运作，同年10月，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在主流媒体、社会公众以及精神病医疗界引起热烈回响。
她认为，现行的精神病收治立法，只保障医生权利不保障病人权利。我国精神病方面的立法是服务于“怎样方便把人抓进去”，而不是服务于“怎样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
这样一个错误的立法思维，很容易把一个疑似精神病人送进医院，但却很不容易把一个人救出来。
她指出，在她所接触的精神病案例中，几乎所有的“疑似精神病人”被送进医院之后，均被认定为“精神病人”，没有一个人被认定为不是精神病，而被医院拒之门外的。
谁送的只能谁接出去
更为离谱的是，就算是医院发现那个人没病，也是需要送治人同意之后，才能把人放出去。医院普遍遵循的原则是“谁送的，谁接出去”。在这个案件中，医院就认为，警方送徐武进来的，就必须警方同意之后，才能把徐武放出去，即使他的家属想把徐武接出去都不行。“假设医生认为你没病，但送治人不同意把你接出去，你就永远出不去”。
黄雪涛也提出，“谁送的谁接”这条规定毫无道理，也没有法律依据，但在整个精神病收治的实际操作中，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院都是这样操作的。
因为在医院的逻辑中，谁送来的、谁出钱给人治病，他就是监护人，就拥有了对病人的监护权“这个逻辑非常可怕，无限扩大了送治人的权利。根据这个逻辑，假设一个公民认为另一个公民有精神病，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并愿意出钱给他治疗，那么，只要这个送治人不同意，这个被送到精神病院的人将永远不能出来，即使家属想救他都不可能。”
原因
商业化运作导致医生成了法官
黄雪涛认为，造成以上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精神病的非自愿治疗商业化，正是由于精神病院的产业化运作，有利益可追，就会有那么多不该被收治的人被收治，而且由于立法缺位，用医学标准替代法律标准，使得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掌控在医生的手上，医生成了法官，可以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精神卫生法》我们呼吁了很久，为什么搁置了整整26年还出不来呢？
黄雪涛认为，中国医疗界现在所习惯使用的行规，离现在的法律观念距离太遥远，比起先进法律体系，这种操作模式太落后了。
黄雪涛说，她在纽约参观时发现，在当地的精神病医院里都会设一个小型法庭，由一名法官每周到医院的法庭主持聆讯，把上周收到的所有病人轮流带到法庭，有法律援助派出的律师代表病人，医院派出律师做代表，一位精神科医生作为证人，分别向法官陈述自己的专业意见。
半个小时左右，由法庭当庭裁定。如果医院认为病人无需住院，就根本无需开庭，直接放人。来源：新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