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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总有几场“战斗”硝烟弥漫。
为了孩子入一个公办幼儿园，全家总动员，排队8天9夜——您没闻出点儿火药味儿？为了孩子“小升初”，一位家长说，他们两口子快“扒了一层皮”。孩子“被”考了奥数、奥英、还让孩子练了一乐器——算个特长吧；更别说提前三年就“占坑”，家里搬进“学区房”。除了不菲的赞助费，临门一脚还得托关系送礼(以银行卡为载体，直接送银子)，您没觉得头晕目眩？
对学校而言，最浓最烈的硝烟莫过于“招生大战”和“比拼高考升学率”，那是学校的殊死战斗。生源是学校的生命线，挖来好生源，才有升学率的高产；高考升学率则是学校拼搏的最后目标——制高点。目前正值北京两会， 1月16日，北京市教委在接受网上政务咨询时表示，今年北京市将启动研究高考社会化方案。
2010年7月30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提出这个课题：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第十二章36条)。
什么是高考社会化？考生高考报名不必在毕业学校报名，而是在居住地报名，就近高考(把考生报名社会化)。学生录取时则将考生分数和录取结果直接通知考生(通过邮递快件，这就是录取社会化)。重要的是：报名和录取信息不公开。
其中关键是考生分数和录取结果绕开区县和中学。没有这些信息，区县就没办法给学校实行按升学率排队，学校也不能给教师按升学率排队。高考社会化的关键是使过去按学校和学校所在区县统计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不再可能。
有人说，这种办法是防不住“排队”的，因为学校可以从应考学生那里得到信息。然而，“排队”除了需要本校的信息，还需要同一区域其他学校的信息，这就不是一件易事了！
其实，上个世纪末，北京市曾经实行社会化考试，效果还不错。当时北京市考试院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高考信息谁要也不给！”那次还真消停了两年；那时我在中学做校长，我和我的同行都感到了轻松。
可惜这个“谁要也不给”没有坚持下来。因为难以抵御来自“一些方面”的压力。
这也说明，要把这件事做好，高层领导须得自律。安徽铜陵抑止了择校现象，那里的教育局长说：“这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市委市政府的决心——当群众看到市领导的孩子都进了普通校(非重点校时)，铜陵的择校就终止了”。
如果高考升学率不被排队(或者无法排队)，升学率的竞争就会弱化淡化，高考升学率的比拼就会硝烟散去，偃旗息鼓的平静就会来到中学(连及小学甚至幼儿园)。
这对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把扭曲了的中等教育再扭回来，使中等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高考社会化无异是在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间设一道“防火墙”。中等教育完成教学大纲，培养学生成为合格毕业生，而不必听命于高考“指挥棒”，“高考考什么就教什么，不考的就不教或者少教”就会终结。
设了这道“防火墙”对于高考并无妨碍，高校自管招自己的生就是了，中学排不排队，追求不追求升学率，对于高考以及高校招生无涉。
高考需要改革，除了达到为高校选拔学生的功能外，要有利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使他们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小学校实施素质教育。这个社会化，可以说是高考诸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
随着很多城市考生连年下降，升学率的竞争意义本身就在下降。据人民日报1月17日报道的材料，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自2008年起已经连续两年下降，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人，比2009年下降74万人，比2008年下降104万人，而且，这种下降趋势将持续下降到2018年。
适龄高中毕业生数量下降，加上出国留学或就业分流，高校生源会出现短缺。清华、北大独占鳌头的情况被大大打了折扣。再把升学率的价值抬得那么高也没了价值。客观上为实行高考社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高考社会化在教育界、在社会的呼吁广泛而持久。2007年我在市政协提出提案“北京市高考从报名到录取均实行社会化的建议”。2009年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在全国政协提出“高考社会化”的提案。
素质教育为什么敌不过应试教育？像人们所描述的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里的奥秘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益驱动”，高考升学率就是这一“利益驱动”的杠杆。
唯升学率论者，在政府部门是以此为一地政绩的标志，在学校则是造成学校 “一通百通”、“一俊遮百丑”的资本。高考升学率使政府部门和学校都收到极大“利益”，这就是其乐此不疲的缘由，也是其把频频下达的“减负令”、“必须开齐开足所有课程”、“不得片面追求升学率”、“不得以升学率给学校排队”和“ 不得以升学率做为给教师发放绩效工资的依据”等红头文件统统置若罔闻的缘由。
高考社会化是一个信号，这是釜底抽薪的一招，比拼高考升学率的硝烟即将散去，基础教育会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解放了教师、解放了家长，最终，解放了孩子。此时，我们回答“钱学森之问”就比较容易了：一个健康、和谐、天地广阔、思想自由的氛围，一个不为升学应试扭曲和压抑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富有创造活力的杰出人材
